"[23]主张精神修养非仅乎经书典籍中，且在平常日用。

同理，义是根本，羞恶是发见。仁是木，礼是火，义是金，智是水。

到是非，也是仁发在是非上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羞恶是仁发在羞恶上，羞恶是恻隐遇到不安处，羞恶也是生意的一种表现。是非便是智，大段无知颠倒错谬，便是不智。广义的四端则是指虽由性理发出但并非全然而善的情，有中节有不中节。于是侧重于心性结构的心统性情论，在道德实践上有可能流于空洞的形式，无法发挥实践的力量。

照朱子，情之未发即是性，性无形影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若论心之主宰说、人心道心说与仁义礼智四德的关系，应该是与义的裁制说关系更为直接。以正君臣，以笃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妇，以设制度，以立田里，以贤勇、知，以功为己。

在天人合一理念下，天是一切价值的源头，而从生物而言，天、地往往须并举，且很多时候举天即统摄着地，所以，我们也可以说天地是生态系统中一切价值的源头。孔子回答了言偃的两问。礼与仁、义、乐、顺的关系。在国都中祭祀社神，用以歌颂大地的养育之功。

孔子参加了鲁国于周历十二月举行的合祭百神的蜡（音乍）祭，祭礼结束后，出来在门阙的楼观上游览，不觉发出叹息之声。为礼不本于义，犹耕而弗种也。

故治国不以礼，犹无耜而耕也。太一分离而为天地，转化为阴阳，变动为四时。故欲恶者，心之大端也。[2]王锷认为，《礼运》全篇是孔子与子游探讨礼制的文字，主体部分是子游记录的，大概写于战国初期，在流传过程中约于战国晚期掺入了阴阳五行家言，又经后人整理而成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样子。

《礼运》约4千字，主要探讨理想的大同社会与现实的小康社会，以及因小康社会而有了礼与礼制的必要。何谓人情？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，七者弗学而能。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故圣王修义之柄、礼之序，以治人情。

人间秩序的根据在上天的意志。其推行的文官制度、教育制度，为平民、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。

命降于社之谓殽地，降于祖庙之谓仁义，降于山川之谓兴作，降于五祀之谓制度。作者肯定，礼的真实的内涵，礼的本质，是礼的生活实践中包含的仁、义、敬、让、孝、慈、忠、信等等德目。

故政者，君之所以藏身也。以著其义，以考（成也）其信，著有过，刑（则也）仁讲让，示民有常。所以，权谋由此而生，战事由此兴起。这一篇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描述了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的大同的社会理想，就是中国的理想国，也是历代中国人的中国梦。大顺，它是用来养生、送死、敬事鬼神的永恒法则。以四时为权衡，各项事业可以勉力而行。

祭祀山川，用以敬礼鬼神。其居人也曰养，其行之以货力、辞让、饮食、冠、昏、丧、祭、射、御、朝、聘。

本篇最后讨论礼、义、仁、顺、教育、音乐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，尤为精彩。这也是儒家所设想的远古时期天下为公的时代，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梦想：天下为人民所公有，选举有贤德与有才能的人来治理社会，人与人之间讲求信用，和睦相处。

这里也强调了治国之本是礼，而在礼的规范之背后，重要的是道德仁义的精神。因此在郊区祭祀天帝，天上群神都随上帝享祭而各受其职。

礼根据于天，效法于地，具有神圣性。《礼运》指出，先王忧虑礼的精神不能下达基层，强调以祈神祭祀为中心以制礼立制，以及礼事活动的意义。大臣法，小臣廉，官职相序，君臣相正，国之肥也。[4]关于礼的起源、发展、过程的讨论，肯定要追溯到礼的根源与根据。

物质数据，担心它被抛弃在地上得不到合理利用，倒不一定收藏在自己家里。故圣人作则，必以天地为本，以阴阳为端，以四时为柄，以日、星为纪，月以为量，鬼神以为徒，五行以为质，礼义以为器，人情以为田，四灵以为畜。

作者认为，还是要用礼与礼教调节人们的欲念欲望，理顺情与理的关系，实现人的意义与价值。何谓人义？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弟、夫义、妇听、长惠、幼顺、君仁、臣忠，十者谓之人义。

《礼运》作者的思想逻辑，重在讨论小康社会的治理，即礼治或礼制。故圣人参于天地，并于鬼神，以治政也。

据《论语?八佾》：子曰：‘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。[3]王锷：《〈礼记〉成书考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241页。藏身，即用来托付其身。由此看来，明白了顺的重要性，才能时时警惕，守住高位。

贾谊说：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,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。夫礼必本于天，动而之地，列而之事，变而从时，协于分艺。

人体现了天地的属性，阴阳二气的交感，鬼神力量的妙合，荟萃了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秀美之气。国政不正，君位不保，就会出现陪臣执国命等攘夺现象。

子游又问孔子：礼是这样急需的吗？礼是古代圣王禀承天道，用来治理小康之世中人之情欲的。先王依次安排各种祭祀，埋下帀帛以赠神灵，宣读告神和祝福的文辞，设立制度，使国有礼制，官有统系，事有专职，礼有秩序。